在刚闭幕的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，环保部长周生贤透露，2014年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PM2.5浓度较2013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。

　　其中京津冀地区，北京2014年PM2.5年均浓度为85.9微克/立方米，较2013年下降4%;天津83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13.5%;河北95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12%。

　　尽管相比2013年上述地区PM2.5年均浓度有所下降，但距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35微克/立方米仍有很大一段距离。

　　京津冀地区治霾被认为已到了攻坚阶段，然而工业及机动车尾气排放的VOCs(挥发性有机化合物)作为PM2.5和臭氧形成的重要前体物质却依然缺乏相关标准。

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科普沙龙“京津冀灰霾形成机制探讨”了解到，环保部今年将陆续出台10多项关于VOCs的行业标准，以配合大气防治工作的继续“攻坚”。该沙龙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南方周末绿色新闻部共同主办。

　　机动车排放占比最高

　　2013年大气治理“国十条”的出台，标志着中国正式向雾霾宣战。但要治霾，必先知霾从何来，霾为何物。

　　2012年以来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及各省会城市先后开展了PM2.5的“源解析”的相关工作。目前，京津冀等地区已完成并发布了源解析的成果，各省会城市的研究结果也将于今年底前发布。

　　以北京源解析成果为例，北京市全年PM2.5来源中区域输送贡献率大约占28%-36%，本地污染排放贡献率为64%-72%。在本地污染贡献中，机动车来源贡献率最高。

　　机动车、燃煤、工业生产、扬尘为主要来源，分别占31.1%、22.4%、18.1%和14.3%，餐饮、汽车修理、畜禽养殖、建筑涂装等其他排放约占PM2.5的14.1%。

　　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介绍，“PM2.5从哪里来?PM2.5的主要成分无非是硫酸盐、硝酸盐、铵盐、有机物，还有一些黑炭、矿物尘等。这些物质总结起来，就是烧出来的，飘出来的，扬出来的。”

　　张大伟解释，烧出来的主要是硫酸盐、硝酸盐，由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转化而来，还有部分不完全燃烧排放的有机物。飘出来的是工业生产及机动车尾气中的VOCs(挥发性有机化合物)，以及主要来自畜禽养殖、农业生产等挥发排放的氨气，城市里的机动车也会排一部分氨。扬起来是扬尘类。

　　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胡敏教授强调，“控制PM2.5前体物，也即城市机动车VOCs和氮氧化物的排放，以及控制区域工业SO2的排放是治霾的关键所在。”

　　外来区域输送平均超50%

　　除了本地污染源，北京频发的雾霾污染受外来输送的影响也很大。张大伟提供的数据显示，在重污染日，北京地区PM2.5来源中，区域输送对北京的贡献率在30%~72%，平均贡献超过50%。

　　张大伟透露，在去年北京APEC会议举行期间，北京与周边河北、山西等6省(区、市)实行区域联动。

　　“六省区市17个城市单双号限行，1万多家工厂企业停产限产，4万多个工地停工。”

　　通过APEC会议期间的区域联动，北京周边区域的污染物最终减少了3成以上。张大伟认为，APEC会议空气质量保障工作，是京津冀协同治理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和实践，大幅减排是根本，而区域协同治理与污染物协同治理是关键。但张大伟也坦承，区域协同治霾并不是一件易事，北京周边地区的产业转型依然存在各种困难和挑战。

　　以河北为例，河北去年大力推进"6643"工程淘汰落后产能力争产业转型升级。目标是到2017年全省压减6000万吨钢铁、6000万吨水泥、4000万吨煤、3000万重量箱玻璃。

　　张大伟认为，“每一个工业企业的调整搬迁背后，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，人员分流再就业的安置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产业转型升级，一家钢厂就有数万职工，怎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。产业转型绝不是一句空话。”

　　河北省环科院院长冯海波则表示，除了企业人员安置难，河北还面临着污染源过多而治理不足资金匮乏等难题，“与北京相比，北京污染源相对较少，花几千万也许只能减掉几十吨的VOCs;但河北却污染源很多，且都严重治理不足，如果同样投入几千万，也许能减少几万吨的VOCs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!”

　　环境保护部科技司陈胜副处长表示，大气污染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，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。“源解析不是万能的，我们治霾要从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、节能减排的角度去治理。但环境污染问题毕竟不是环保部一个部门的问题。”他表示，通过源解析可以清晰的划出交通、工信、住建等部门分别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与任务。“环保部去管企业是管不了的，只能做环境监管。只有各个部门大家一起来推进，才能真正把治理落到实处。”

　　将出台10多项VOCs行业标准

　　在污染减排压力巨大的同时，大气治理还面临着“无标”可依的尴尬。相比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，VOCs的治理基础还十分薄弱。

　　陈胜介绍，全国工业排放VOCs的总量并没有权威统计。据学界估算，“全国2010年VOCs排放总量大约在2700万吨到3000万吨之间，而VOCs最大的来源是石油化工工业。”大多数行业生产工序中的VOCs往往存在跑冒滴漏现象，未能得到有效处置治理。

　　环保部门也无从监管。因为目前涉及VOCs的大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(不包括储油库和加油站)仅有7项，其中除了像恶臭气体、沥青烟和苯可溶物类似指标外，多数只为几种相关的个别VOCs设定排放限制。而绝大多数涉及VOCs排放的行业还没有适用的排放标准，特别是石油化工、有机化工、化学品制造、表面涂装、包装印刷等。

　　但据陈胜在当日沙龙上透露，目前环保部等部门正在编制包括石化、医药等行业VOCs排放标准，“大约有10多项标准，有望在今年内出台。”此外，环保部还选定了一批城市作为VOCs排放监管的试点。

　　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易斌也指出，VOCs的控制比燃煤、机动车的难度要大很多。它的排放源很多，所有的工业行业几乎都会涉及到，并且很分散，很难做到每个环节都有装置控制。且很多生产是间歇式的。“比如说一个制药厂，它的溶剂总是在换的，这个装置上去后，它的生产也是一罐一罐的出来，这种反应装置，这种药生产完了，换一个原料，产生的VOCs种类不一样，中间还有间歇。这种装置就很难去控制，其实有很多技术，管理方面很多很多的难度。”易斌称，现在这些行业标准制订出来，首先要考虑可操作性问题，“发出来本身执行不了，本身又是问题了”。